言論自由的新境界：怕了，懶了，躲了是不成的，我們想罵的人如果當我們是某種氣體，就形成對我們的壓迫。戰國時代天下大亂，思想大興；“修文德以來之”的背景是政府控制不力、人民擁有充分遷徙自由；極權國家不興這個，高興也好不高興也好，生錯地方只能嫌命苦。遷徙自由帶來混亂，但可以消減多數不自由；自由選擇命苦沒得怪政府，時間只好用來玩自己肚臍了。戰國，自由而混亂的時代，思想大興。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E. Stiglitz在“不公平的代價”書中多所譴責貧富差距。經濟學老笑話是十個經濟學家會有十一種觀點，做為工具式科學，經濟學基本上討論的是方法，是誘因與可能的結果，而不是道德，分配不均馬克斯早就談過了，沒解決徒然引發更多現世問題，再談一次，也不會突然解決。所有冀望別人犧牲，冀望政府，冀望權力者的答案，既然民主社會沒有無上權力的皇帝，就別指望皇帝來負責。再重複一次那個老笑話，要重整道德的人，都會被道德重重的整治。
另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對新的歐洲金融問題塞浦路斯指出“國際貨幣基金要求賽國今後嚴格管制資金進出，可能使近年視為常態的全球資基金無限制流動開始走向終點”。
從兩房，冰島，希臘，西班牙到塞浦路斯，以及各式已爆未爆金融危機，似乎都源於寬鬆的資金流動。宴席結束時的這些危機讓貧富不均更嚴重，引發更多不滿。幾乎在同時，從第三世界的阿拉伯之春到各國示威抗議乃之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對不同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均之反抗，也擁有極高的道德高度。但是弱勢鮮少從中獲利，撿到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是不可能的，蛋糕被偷走是可能的，抱怨時把蛋糕砸得稀巴爛是必然的。道德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好方法，要說今世道德領導經濟最到位的範例大概就是北韓。
道德永遠是危險的命題。分配不均的兩大原因：尋租行為與逃避外部成本，一個是增加利潤，一個是減少成本，時常互為表裡。但是基本原因是經濟學中永遠不能實現的前提：充分公開市場之交易成本為零。分配不均的原因不是自由而是隱匿，包括資訊自由，包括流動自由，自由引發的問題，只能用更多的自由解決；那應該是更精確的外部成本估計，更透明的尋租行為防止。至於在風險中尋求利潤，火中取栗的行為，不管是國家或人民，該面對的本就是天堂或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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